刘擎教授：婚姻里有爱情，本身就是一场意外

“人是目的而非工具”，“这个世界应该让那些不好的选择消失”…… 先是在得到App开讲西方现代思想，紧接着又因为在第七季的《奇葩说》中谈及996、007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从校园走进大众视野。

马东曾在节目中表示，因为刘擎在自己的新书《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》中提到了“古今之变”这个概念，邀请刘擎，也是希望刘擎可以提供给节目观众新的思考维度。

刘擎在书中解释“古今之变”这一概念时，举了一个关于爱情和婚姻的例子：

“在传统社会，浪漫的爱情和婚姻是分开的。”

“中世纪的法国有种‘爱情法庭’，专门给贵族裁决恋爱纠纷。据说有过这么一条判决：一位贵族女性和爱人结婚以后，就可以开始找新的恋人了。”

“因为婚姻中不存在爱情，结婚就意味着两个人的爱情关系结束了，可以开始新的恋爱了。”

“当时的观点是，婚姻的精神是责任，是保护财产和维护家族延续。甚至有人说，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。”

“到了一百年前，才有了为爱成婚。”

我们请来刘擎教授更具体地聊一聊这个话题，与其说这是一场访谈，不如说是一次探索，按照教授的话来说就是，“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什么权威的回答，所以才是有意思的”。

访谈的最后他还是给出了自己的回答：在不确定性、不安全感越来越高的社会背景下，年轻人们要么对感情失望，要么继续遵从传统的婚恋轨道，要么陷入迷茫、困惑和无限争吵中。即便如此，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有过一种忘我的爱情，也许他就能拥有一个隽永的中年和老年。两个人的小型共产主义是可能的。

GQ实验室：《奇葩说》中有很多感情方面的辩题，比如“频繁被渣，是不是我的问题？”“好朋友失恋天天找我哭，我听累了可以糊弄TA吗？”“我是独立女性，我该不该收彩礼”等等，您参加第七季时观察到年轻人在这方面处于什么样的状况？

刘擎：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，可能有两类人分别站在两个极端，而大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。

我先说极端的两类人，一种人沉浸在传统轨道当中，他们的方向就是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，只是实现的方式会比父母一辈更复杂；一种人已经放弃幻想、准备斗争。他们看清了爱情和婚姻，知道这世界不存在全方位的亲密关系；他们接受婚姻的类型是各种各样的：经济共同体、partner、工作上的合作关系……这两种人是清醒的、明确的、稳定的。

我没有做过社会学调查，我粗略估计这两端各有20%的人，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，剩余60%的年轻人处于中间，他们属于大多数。

也就是大部分的年轻人，还是困惑的、不断变化的。年轻人可能会说一些豪言壮语，但那种豪言壮语是不可靠的。为什么亲密关系和婚姻问题会反复被拿出来谈论？是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，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感受上，并不一定有一个清楚明白的、坚定的答案。而且人的感受和态度会跟着自己的处境变化。有时特别挫折，有时刚刚失恋，遇人不淑，会非常失望；但是突然遇到一个机会呢，又带来了希望。人非常容易受到自己感受的影响，年轻人尤其如此。

但无论是处于两端的类型，还是处于中间的人，其实都需要明白这些观念背后的来龙去脉是什么，因为我们并不是无中生有地产生这些态度，这是和整个现代社会的背景有关系。

GQ实验室：在这其中，哲学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？

刘擎：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维度。人总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进行反思，但反思不是一个人想想就想明白了，人们反思自我的能力是不一样的。反思是把自己对象化，就像一个人照镜子，他在镜子里看自己时，他不是自己，而是一个旁观者，他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自己，他会有一个参照标准。

比如在传统社会，一名女性照镜子，可能会用当下流行的观念审视自己，自己是不是贤淑？是不是得体？是不是秀气？有时候亲朋好友和周围同事也是范例，他们好的或者差的、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生活状态，都会对一个人构成吸引或者压力。

到了现代社会，大家又有另一种眼光。一名女性再照镜子，不再只参照传统社会的“男尊女卑”“夫唱妇随”了。现代社会为她提供了很多渠道，帮她挣脱传统社会的困境，允许并尊重每个人根据自己意愿而选择的各种生活。

她轻盈起来，她可以飞翔。但这也是现代社会比较麻烦的地方，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困住一个人了，就像昆德拉那句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”，一个人要自己形成选择时的参照标准，同时也要承担自主选择的全部代价。

年轻的人们承担着自己的生命，自由轻盈，同时也孤独沉重，现代人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之中。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：作为选择的当事人，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？因为谁也不想过后悔的一生。年轻人做出选择，是坚定地、有信心地、对生活感到自豪地？是完全不得已才选择的？还是惶恐地、不知所措地、觉得没有任何一种生活真的适合自己？这些问题没有被彻底解决过，也没有一个权威的回答。

哲学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，可能回答不了大部分的问题，但哲学给年轻人提供了更丰富的反思资源。它作为选择的一个依据，帮年轻人把事情想得更深入，把来龙去脉看得更清楚，帮他们更清醒地看待自己，最后年轻人再为自己做主。

GQ实验室：您曾经比较简短地在新书《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》中讲过爱情和婚姻的古今之变。现代社会年轻人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情况中，有这样的态度，它的来龙去脉或者古今之变是什么？

刘擎：我在书里写过，在传统社会，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事情。我引了欧洲中世纪的一个例子讲，当时有观念认为结婚意味着两个人的爱情关系结束了，可以开始新的关系了。因为那时候，婚姻的精神是责任，是保护财产和维护家族延续，而爱情是另一回事。甚至有人说，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。到了一百多年前，“为爱成婚”的观念才开始流行。爱情和婚姻在一起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。

爱情和婚姻这种特殊的结合会带来危机，但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两个因素阻止了。一个是男女不平等。男性主导的威权结构使得家庭稳定，但这个稳定是以一方受到压制为代价的。第二是双方的依赖。男性在家务上不独立，女性在经济上不独立，相互依赖，相互提供对方稀缺的资源。

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，爱情和婚姻混在一起的问题逐渐暴露了。主要是女性经济自主了。女性如果在经济上不独立，她在关系当中可能蛮难做到平等的。不是说一定如此，但是大概率如此。所以女性的经济自主——其实男性也一样—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这是第一代女权主义教给我们的一个硬核经验。如果现在的男生说“我养你”，女生可能会想“谁要你养啊”。

这种情况下，维系双方在一起的功能性需要改变了。出现了一个新的、最关键的问题：我喜不喜欢，我愿不愿意。但是“喜欢”“愿意”是会变的，把婚姻建立在爱情上，就使得关系变得非常不稳定。

在感情中，一个实际的问题是，一个人喜不喜欢你，有很大的偶然性。他不喜欢你，或者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，很可能不是单纯因为你工资不够高、才华不够好、容貌不够漂亮。爱情比较致命的地方是，一个人在关系中的“不喜欢”“不愿意”，是对另一个人的全面评价以及综合否定，这是很大的打击。

我们现在的判断标准也更多样了，在感情这个问题上，主观性就更高，而它带来的打击、造成的后果都会变成我们面临的问题。

主观判断的重要性上升，这也是古今之变的一个大的侧面。在感情中我们可能还比较容易接受这一点。而在别的问题上，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。我在讲义里面提到过，古今之变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越来越看重“我喜欢”和“我愿意”了。个人赋予的主观价值变得非常重要，有时候甚至压倒了其他一切标准。

“我喜欢”变得这么重要，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。但另一方面，这种现象又让我们困惑：有时候和别人讨论问题，对方一句“我喜欢”“我愿意”，似乎就无法反驳了；一句“我不在乎”，就可以否定讨论的价值。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，但在今天变成了现实，有时甚至显得合理。由自己来判断，自己作为最高的标准，这一方面让人处在解放了的轻松和兴奋当中，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、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。

GQ实验室：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是不是就可能会出现第七季的《奇葩说》中比较有冲突性的讨论，比如在“我是独立女性，我该不该收彩礼”一题的讨论中，有些选手在呼唤爱，有些选手在谈彩礼对女性对家庭的压迫等等。

刘擎：对。彩礼这个词背后表达的事物不太一样。我说过，现代人是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中，如果给她这笔彩礼，是为了绑架她、瓦解她的独立性，对她有一种胁迫性的要求，那么她不能接受。如果这笔彩礼并不强制约束她，或者她可以摆脱约束，那么她可以接受。因为独立女性的独立意识，和她们的独立状态不是一件事情。她有独立的意识，同时，她维持自己独立的生活也需要一些基础，包括金钱。如果彩礼对她没有绑架，这是有利于一个人成为独立女性的。这是一个挺有意思、挺复杂、挺困难的话题，得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看。

她应当是可以选择的，可以谈判的。但谈判又有另一面，我们在谈婚论嫁时，会遇到很多繁琐的事，这会让双方冷静。有年轻人问我，结婚要不要冷静期？我说准备一场婚礼就能让双方冷静得够够的了。谈判的问题在于，它似乎会改变一种关系的性质。人情险恶，世事无常，在高风险的社会中，当两个人走到婚姻的时候，通常你根据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已经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。但信任是一个麻烦的问题，信任有的时候很强大，但它也会很脆弱，因为信任的前提就是“有可能背叛、有可能被辜负”，所以信任才是一种能力和一个可贵的品质。也就是说，信任总是有风险的。而当一个人在感情中谈条件时，“信任”就放在了被质疑、被拷问的位置。

比如说像婚前约定协议，在西方很早就有了。他们有一个习惯是，可以把事情摊开说，但这不妨碍他们的感情。当然，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，也会有麻烦。但对于“该算的时候就要算”，他们更习惯、更能接受一些。而我们更喜欢用默认的方式。中国有一个文化，我们只要“感情好”了，我们就不算账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在爱情中加入婚前协定很膈应。

传统社会稳定性强一点，用默认的方式大概率还是行得通的。到了今天，默认的方式风险就变高了。比如对于某件事，我以为是这样，原来你不是这样想的，我就感到被辜负了。但是如果用算账的方式呢，比如两个人要结婚了，其中一方把律师约来，两人坐在一起签婚前协议，在签的时候，突然其中一个人就想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，算了，我们不要结了吧。计算这件事可能会破坏一些东西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计算和感情分开，分别地就事论事。我们理性计算的那一部分，和我们全情投入的那一部分，它们好像有一种不兼容性。

所以说，现在和以前不一样，两个人的感情、婚姻，需要谈判，需要一个契约，但事先做好协议，又会损伤感情。全部拧在一起，就会出现很多感情问题等待被讨论。

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变成“渣男”“渣女”，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这两个词汇的严格定义，但我觉得它们被泛化了，“让自己失意的对象”，都是渣男或者渣女，那么这世界上大概很多人都可以被这么叫。

GQ实验室：近几年，这些年轻人谈起感情时，越来越多地使用“渣男” “渣女” “海王”“海后”等词汇，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？

刘擎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海王”“海后”，我不知道它们使用的语境。我参加第七季《奇葩说》最大一个收获，就是学会了好多“外语”。在这个新的语言环境里，你们年轻人是土著，我是一个移民。

GQ实验室：在同一时间和不同的人暧昧、恋爱。男性就是“海王”，女性就是“海后”。

刘擎：我理解这些词描述的是“不专一”吧。这里我觉得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人们需要发明新词，来概念化一种现象。因为现象变得复杂了之后，要从头讲起是很麻烦的，所以人是需要概念的。但另一个方面，任何一个概念，当它被固定下来，它都可能成为一种陈词滥调或者刻板印象。而刻板印象之所以会流传，是因为它方便，我们遇到一个现象不用再从头讲起，这让我们的交流更有效，让我们能更便捷地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。

像“渣男渣女”“海王海后”这样的流行语，我觉得它们是一种工具，可以是一种自救的工具，提供一些确定的判断和理由。“三观不合”也是类似的，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理由或者说借口。我觉得现在，也许是因为年轻人太容易感到受挫，我们就有了很多便利的自救的工具，它像是一个工具箱，里面有很多现成的理由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我们把它拿出来，我遇到海王了，我遇到渣男了，我遇到三观不合的人了，等等。这也是因为确实有很多典型的案例，在其中这些判断是对的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广泛地借用。它们能够流传，当然也是因为它方便、有效，它好像可以让我们快速地做出判断。

这种工具化的倾向当然也有它的背景。我们前面也说了，观念有它的来龙去脉，不是无中生有的。工具的普遍化和古今之变、和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是有关的，在讲义里我讲到过工具理性。举了一个例子，说现在大家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很多元，但是对有一个东西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就是大家都会觉得钱是很好的，因为它总是有用。这不是因为大家拜金，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，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。一些标签化的词语的流行，和这个逻辑也许是相通的。但它的问题是，不是所有的领域、所有的语境都只适用这一个工具，或者都最适用这个工具。比如感情是不是应该用标签化的词语来对待和考虑，这可能是一个问题。

回到我们自身，我们使用这些词语，很快地做出某种判断，好像是不能够容忍自己处在一个未知焦虑的状况太久，只要这样可以让我们平复，那它就是好的。但是我觉得，还是得有下一步，抛开这些标签的工具，真正地来反思自己。不是说所有事情都是别人的错，我终于没有错了；也不是说全是我的错，陷在痛苦之中。而是说，我们知道人是有缺陷的，人是可错的，我可能还会犯同样的错，但是我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我可能会做得更好，下一次，犯同样错误的概率会小一些。

这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，在今天，我们仍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对象、伴侣，或者可能的伴侣和对象，到处钓鱼，到处撒网，我们的“不能容忍”和传统是一致的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如果“不能容忍”仍旧是现在主流的参照标准，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人不顾忌这个标准，会去“越轨”、“犯规”、成为“渣男渣女”呢？这里面是有模糊的地方的。

我想，现在人们很容易轻易地谴责别人，这和人们在精神上安全感的降低是有关的，我们会很容易觉得受到了伤害，就更容易去提防和评判对方，其实是害怕自己受伤。我们的安全感为什么这么低？我想，一方面，客观上这个社会更复杂了。另一方面，年轻的一代可能从小被过度呵护了。父母只有在学习成绩这一件事情上对你有点“残暴”，其他都是过度呵护，不舍得你受一点点伤害。养成这个习惯后，吐露自己的心迹时，一旦遭到拒绝、谢绝、迟疑，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伤害。我们在这方面不够坚强，这又增加了我们看待世界时的复杂性和不安全感。

那些被评判为“渣男渣女”“海王海后”的人，可能和控诉他们的人也是一样的。他们有可能其实是共享同一套逻辑，害怕受到伤害，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付出是不一定有回报的，自己很可能会被辜负的。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下，彼此双方选择的感情状态就是暧昧，两个人对彼此有点儿意思，但谁也没有给这段关系一个定义。“在一起”成了一个变量、一个互动状态，随时浮动。比如你可能有50%的几率和这个人在一起，突然情人节没有送你礼物，50%就变成30%，而双方也许没有达成共识，很容易就出现了“渣男渣女”“海王海后”。

理性的、自利的态度，原本是挺好的。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做，就造成了一个普遍蔓延不安全感的环境，这就会使得人们的互动成本特别高，大家都在猜测、揣摩、怀疑……你发一条微信，他回这么一个表情，意味着什么？查查百度，看看文章，然而又不一定对。一个低安全感的文化对所有人都是不利的。

我相信有真正的“海王”或者说“情场老手”，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，哪会有现在说的这么多呢？他会精神分裂的，心理学上不支持这样的人。除非他是为了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，或者是有一个更高的使命，比如他是一个间谍，身负某种任务等等。一般人是不愿意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中的。做渣男、渣女也需要天赋，这种人在严格意义上把其他人当作满足嗜好和欲望的工具，他要有非常冷酷无情的心，他要能够操纵人。

GQ实验室：所以您在《西方现代思想讲义》书里给的解法是，鼓励年轻人大胆一跃。

刘擎：我不是要鼓励愣头青。我鼓励真正的勇敢，真正的勇敢里面是有判断的。勇气和判断力是相辅相成的。正因为你的判断也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，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永远存在的，所以我们才需要勇敢，所以勇敢才是美德。但勇敢和没有判断的勇敢——鲁莽——是一定要分清楚的。

而且，勇敢本身会塑造关系，而关系又会塑造一个人。恋爱是这样，好的朋友关系也是如此。你要舍得自己去经历一段感情，但遇到挫折时，你不是责备自己，而是反思自己。最深刻、最长久、对你最有益的是，把痛苦的情绪和理性的反思结合起来，它会重新塑造你，滋养你，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来源，你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否则，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里，如果你用一个非常高的安全标准来生活，你能怎么办？你就只能独处。

我知道现在好多人单身或者不婚，并不是完全不交往，而是内心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，这个自我的空间不容侵入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也可以去交往，但这种交往是局部性的、有限的关系，没有办法使人体验到最深的感情的美丽。有时候那些好的、动人的恋爱故事恰恰是，最初的两个独身主义者，因为爱情淹没了自己，就把自己交出去了。当然，也许这也是一种风险吧。我特别喜欢伊桑·霍克演的《爱在》三部曲。最后两个相爱的人成婚了，但是当年那个光环都去掉了，他们有争吵，有孩子。电影的第一部和第三部是有关联的，你需要有过那样一种非常忘我的爱情，才会有一个隽永的中年和老年。

我给电影《革命之路》写过一篇影评，说爱情像革命，婚姻像制度。革命的时候，没有特别强的理性，听凭自己心灵的召唤。但是过日子，要有好多安排、机制，这是治理。大家看到的一面是，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到婚姻都会有一种幻灭感。好比法国大革命，就造成了一个制度，其实是特别不如人意。但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记忆，即便它会被淡化在家长里短、油盐酱醋的漫长岁月里，它也一定会在某一时刻让你重温，它有它的力量。

所以，在这样一个悲哀的、悲观的、沮丧的气氛里，为什么大家还会看那些经典的爱情故事？其实内心还有所向往。只是我们的诉求是：需要伴侣；同时我们不舍得让自己的自主性、独特性受到干扰。因为人是害怕孤独的，或者说生活在孤独这样的选择后果中，人要很强大的。

这怎么办呢？我再次提一个背景，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：“在人间”。这三个字听起来很拗口，指的是人们生活的社会，同时也暗示了人类生活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。当这个社会里的人越来越自由时，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“彼此之间的交谈”。

我可能是一个太相信沟通的人。面对冲突有两种办法，要么使用武力打一架分出个对错，要么就是彼此再不相往来。剩下的就是交谈。所以谈恋爱就是谈，你要谈，交谈和沟通是改变的一个机会。人是会改变的，我们书里讲到了存在主义，萨特说人没有什么本质，人是不断地在成为谁。

我们需要灵魂伴侣、笔友、恋人、朋友等等，需要包容的、谅解的、交谈的关系。之前谈到“渣男渣女”时提到的工具理性，它有自己的适用领域。但人类在“系统”之外，还有生活世界。这关乎我们的自由、尊严、爱和正义。

这里的理想关系是：你越是你自己，你越是被另外一个人爱。两个人的“小型共产主义”是可能的，即“我最大的心愿，是使你幸福，所以我在成全你的时候，是满足了我自己最深层的希望”。

本文转载自：GQ实验室

采访、编辑：林小四

撰文：林小四、小鹿

插画：soap

视觉：aube